江泽民与“五百年才出一个”的顾毓琇

       2026年，是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岁月行至这里，许多往事已经渐渐沉入历史深处。重新翻阅我祖父顾毓琇生前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信，我又想起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也想起这两位老人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往来。

​​​​​​​       这些信，我手中保存下来的有100多封副本，写于1989年至2002年，前后十三年，几乎与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时期相始终。写第一批信时，祖父已经八十七岁；后来，他渐渐走近百岁高龄。

​​​​​​​       祖父晚年没有秘书，也没有助理。所有信函，都是自己亲笔写成。他写信不打草稿，想好以后，提笔便写，有时用毛笔，有时用自动水笔。绝大多数信写完以后，一个字也不改，便寄了出去。

​​​​​​​       有时一封信刚刚寄出，第二天又想到新的事情，便再写一封。因此，偶尔会出现一个星期之内连续给江泽民寄去数封信的情况。

​​​​​​​       这些信，大多由祖父亲自贴上邮票，通过普通邮政寄往中南海。我在费城时，还曾帮他把信投入住处附近的邮筒。

​​​​​​​       最初，祖父并不留副本。直到后来我给他买了一台小型复印机，他才开始陆续复印一些信件。因此，我现在保存的一百多封信，并不是祖父写给江泽民同志的全部信件。

​​​​​​​       纸面上那些密密的小楷，笔锋依然清峻。读着读着，我常常会忘记，写信的人已经将近期颐之年；直到看到他偶尔写下“我年老体弱，握管困难”这样的字句，才忽然意识到，这些文字竟是一位老人用已经衰弱的手，一笔一画写到生命终点的。

​​​​​​​       到了最后的日子，他已经执不住毛笔，需要在笔杆外面套一圈海绵才能握稳。但他的思维依然清晰，逻辑始终缜密，记忆力惊人。

​​​​​​​       这些信所谈的事情，可以说包罗万象：从世界局势到中美关系，从美苏博弈到中东战争，从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到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从“一国两制”到台湾问题，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到国防、科技、教育，从股份制到下岗职工福利……有宏观的国际战略，也有具体的政策建议；有对国家大局的判断，也有对普通百姓生活的牵挂。

​​​​​​​       我曾经不理解：一位鮐背老者，为什么要给一位已经身居权力顶峰的学生写这么多信？而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又为什么会一封一封地读这些来自海外老师的信，并把其中一些建议交付有关方面研究、实施？

​​​​​​​       也许，重新站回那个时代，一字一句读过这些信以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图1. 顾毓琇致江泽民的一百多封信

​​​​​​​       一、临危受命

​​​​​​​       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政治风波之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可谓临危受命。

​​​​​​​       经过前几年的经验和教训，祖父认为，中央最高层的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基本保证。因此，他利用自己过去在中共领导层所建立的信任，竭力帮助江泽民尽快树立应有的权威。

​​​​​​​       此前祖父回国时，曾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还赠给他一本当时刚出版的《邓小平文选》，并对他说：“周总理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       因此，他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希望邓小平能够像革命关键时期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掌握军权一样，尽快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交接给江泽民。

​​​​​​​       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

​​​​​​​       我当然无法判断祖父的信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身在体制之外，有时反而具有一种特殊的优势：不受某些“程序”羁绊，可以直抒所思、直陈所见。

​​​​​​​       正因为他了解江泽民，也相信江泽民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复兴，祖父才会在此后的岁月里如此殚精竭虑地帮助这位学生。

​​​​​​​       从此以后，他给江泽民的信，便源源不断地寄进了中南海。

​​​​​​​       二、从费城寄往北京

​​​​​​​       江泽民上任之初，国内政治风波刚刚过去，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亟待恢复；国际上，西方制裁使中国外交环境骤然恶化，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使原有的国际格局迅速崩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稳定局势、继续改革开放，并重新打开对外关系，成为摆在江泽民面前的严峻课题。

​​​​​​​       祖父晚年研究易经、混沌学、魔方和围棋，并指导博士生发表这方面的论文。他常用易经与围棋的格局来分析国际关系和现实难题。

​​​​​​​       祖父认为，要冲破“六四”以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关键在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因此，这也是他写给江泽民的信中最集中的一个主题。十三年间，他几乎随着中美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写信，时而提出宏观判断，时而细到什么时候出面打电话、一个政要应该怎样接待。

       199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身体欠佳，祖父立即写信提醒江泽民：

​​​​​​​       “如总书记能私函问疾（Get Well Wishes），亦可有益。”

​​​​​​​       甚至连如何把信送进白宫、是否附带礼物，他都替江泽民考虑到了。

​​​​​​​       祖父尤其看重美国国会和美国民意。他曾反复提醒江泽民，美国总统并不能完全左右对华政策，影响美国对华关系的，还有国会、民众和媒体。1992年10月，他直截了当地写道：

​​​​​​​       “近年对美国国会及人民，我政府的努力殊显不足。两国‘人民’的友好，以后更为重要，不可不努力也！”

​​​​​​​       因此，他主张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付美国的政策变化，而应主动行动。他在信中写下八个英文单词：“Act, Not React.”（行动，而不是被动反应。）

​​​​​​​       在具体问题上，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判断。美国国会讨论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时，他仔细分析美国国内政治形势；面对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障碍，他建议江泽民尽早解决方励之的问题，以减轻两国关系所承受的政治压力；他还一再提醒，应当利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主动改善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关系。

​​​​​​​       到了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上，他的目光又从双边关系伸向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1997年8月，他建议江泽民考虑派吴仪尽早赴美，与美国贸易代表直接磋商。1999年，他又写信说：

​​​​​​​       “世界经济贸易问题，乃为全球性问题，在此通信时代，我国不能等待三年，因三年之后条件或将苛刻。”

​​​​​​​       但他并不主张为了达成协议而一味退让。同一时期，他又提醒江泽民：

       “如要中国让步，我们不必再让步。保持距离，静观待变，反而有利。”

​​​​​​​       从方励之问题、最惠国待遇，到中美关系，再到中国加入WTO，祖父始终在替江泽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摆脱被动，重新进入世界。

​​​​​​​       1999年4月，朱镕基、吴仪访问华盛顿，祖父在国宾馆与他们见面。见面以后，他立即写信给江泽民提出建议。后来中国加入WTO的谈判终于取得突破，他又写信说：

​​​​​​​       “十几年交涉，得以成功，中国进入21世纪，成为经济大国，此为五千年历史从未有的伟业！”

​​​​​​​       一个身在美国的八九十岁老人，始终关注着中国与世界怎样重新建立联系；而一个身居中国最高领导地位的学生，则始终给他留下了把这些话写进去、听进去的渠道。
 

图2. 顾毓琇致江泽民的信

​​​​​​​       三、一生积累的人脉

​​​​​​​       如果说中美关系是祖父最为关注的国际问题，那么台湾，则是他晚年始终牵挂的一件大事。

​​​​​​​       1989年至2002年间，两岸关系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化。而这段时期的台湾政坛，又恰好有不少祖父当年在国立政治大学任校长时的学生和校友，他们中有的人，是祖父亲手颁发文凭的学生；有的人，他曾主持过其博士论文答辩。

       这些几十年前的师生关系，到祖父晚年竟又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历史之中。

​​​​​​​       他利用这些关系以及自己在国民党元老中的声望，为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

​​​​​​​       1999年元旦，他向江泽民提出自己拟定的《大中国和平统一纲领》。

​​​​​​​       2000年8月，他又提出“一个中国”的新定义。

​​​​​​​       同年8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大陆访问团时，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新表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       祖父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欣慰。

​​​​​​​       西藏问题也是如此。

​​​​​​​       1990年9月24日，祖父写信告诉江泽民，自己两天前在费城会见了达赖喇嘛，并谈及对方对于西藏解严、布达拉宫修缮等问题的态度。

​​​​​​​       早在1988年，祖父就指导他的干女儿、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赴印度与达赖喇嘛接洽，并逐渐取得其信任。而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也曾是祖父的学生。

​​​​​​​       祖父一生积累的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和学术关系，到了晚年，几乎都变成了他为国家事务所能使用的资源。
 

图3. 国民党副主席李元簇致顾毓琇的信

​​​​​​​       四、“人民如水”

​​​​​​​       在写给江主席的信中，我祖父反复谈到经济改革、股份制、工农生活、失业救济、退伍军人安置以及社会公平。

​​​​​​​       他主张中国实行“三开”：文化开发，经济开放，政治开明。

​​​​​​​       他早在1979年便提出股份制的设想，认为应当“藏富于民”。

​​​​​​​       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把经济改革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

​​​​​​​       1994年，他写道：

​​​​​​​       “钢材水泥猛涨。普通食品（包括粮、油）增价，使工农均感生活困难，不可不加注意……”

​​​​​​​       又说：

​​​​​​​       “报载各地党政人员纷纷建造新屋，难免以公济私，亦应控制。对农产收购用白条，或挪用公款而欠发工资以及公教人员薪金，尤应避免。”

​​​​​​​       谈到社会保障，他说：

​​​​​​​       “社会主义，必须顾到全民福利，如施用《破产法》，必须同时注意失业救济及专业训练。”

​​​​​​​       谈到裁军，他提醒：

​​​​​​​       “精兵人人赞成，但退伍军人之安置，需妥善筹划也！”

​​​​​​​       谈到社会稳定，他说：

​​​​​​​       “中国内部稳定最为重要。工农生活务必注意维护。”

​​​​​​​       而他对政治与社会治理的理解，则集中在几句话中：

​​​​​​​       “人民生活与感情必须顾到，方能上下一致。”

​​​​​​​       “人民如水，仁政可以感民，公平可以解怨。”

​​​​​​​       “科技发展，甚为重要；但思想不开放，科学技术不能前进。”

​​​​​​​       以及：

​​​​​​​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与日俱增，对世界人类的影响将日益扩大。中国之前途无量，乃在领导人之诚心诚意为国为民。”

​​​​​​​       这些话背后，有一条非常清楚的思想脉络：

​​​​​​​       国家的发展，不能只有经济和科技，还必须有民生、民心、教育和文化。

​​​​​​​       到了生命晚年，他仍然把这些事情一件件记在心上，写进信里。操心的看似是粮价、工资、失业、退伍军人的安置这些具体问题，而其背后所牵挂的却是一个国家如何发展、一个社会如何安定，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得到保障。

​​​​​​​       五、江泽民的回应

​​​​​​​       祖父写给江泽民的100多封信，并没有消失在漫长的公务往来之中。

​​​​​​​       1990年4月9日，江泽民亲笔给祖父写信：

​​​​​​​       “毓琇吾师大鉴：

​​​​​​​       您要绵恒带来的书以及几次寄来的书信，均已收悉。承蒙赐教，得益良深。只因公务繁忙，更由于书不尽言，难以表达，未能及时奉复，至以为歉。现着绵恒趋前面陈种切……不胜感谢，专此敬请春安！”

       短短一封信，字里行间都是学生对老师的敬意。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知道，那些从费城寄往中南海的信，并没有成为单向的倾诉。

​​​​​​​       祖父谈国际局势，江泽民会在见面时谈及这些问题；祖父谈中美关系，谈美国国会和民意，谈最惠国待遇，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的讨论便会继续下去；祖父提出国防科技方面的建议，又会得到江泽民的亲自部署。他甚至要每任驻美大使都去登门拜访，寻求顾毓琇的建议。

​​​​​​​       这种往来没有固定的形式。有时是一封亲笔信，有时是一次会面，有时是托人带话，有时则是在某件事情上直接作出安排。它不像正式的政策文件那样留下完整的程序和痕迹，却散落在这些信件、会面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之间。

​​​​​​​       祖父也很少因为没有立即得到答复而停止写信。他想到什么，便写下来；看见什么，便告诉江泽民；对一件事情有新的判断，第二天还可以再写一封。信中始终是老师对学生的语气，有时提醒，有时建议，有时甚至相当直接。

​​​​​​​       而江泽民对这种特殊的通信方式，也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回应。

​​​​​​​       1992年以后，祖父因年事已高，不再长途旅行。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却仍会抽时间与祖父见面。1997年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他曾专程登门拜访祖父母。2000年在纽约，他又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接见并宴请祖父。

​​​​​​​       见面时，江泽民常常会说：“你的信我都收到了！”

​​​​​​​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一看到祖父的小楷字，就很高兴。

​​​​​​​       那些信上，是一个老人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吃力的笔迹；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有一个曾经坐在他课堂里的学生，在国家最繁忙、最复杂的岁月里，一封封读到了这些文字。

​​​​​​​       十三年，100多封信。它们像一条极其细的线，从费城一直牵到北京。
 

图4. 江泽民致顾毓琇的信

​​​​​​​       六、“一世清名”

​​​​​​​       祖父写给江泽民的100多封信，是在他生命最后十三年里写的。那也是他日常生活中颇为艰难的十三年。

​​​​​​​       那时祖父祖母年事已高，在美国没有护工或保姆照顾，儿女又都不在身边。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祖母甚至还要做饭。这种日常生活的境况，常令我们这些后辈担忧。

​​​​​​​       到了晚年，我们曾和祖父母商量，希望接他们回国定居。祖父并没有立即拒绝。

​​​​​​​       那时我们都以为，大半生漂泊海外之后，他终于可以回到故土，安享晚年了。

​​​​​​​       可是后来，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他明确告诉我们：他不能回去了。

​​​​​​​       他说，他要维护自己的“一世清名”。

​​​​​​​       他担心的是，如果自己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老师的身份回国，受到特殊礼遇，甚至被授予某种荣誉性的职位，那么，他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       在那样的身份和环境之下，他过去那些直率、坦诚的提醒和批评，也许就很难再说出口了。他不愿给世人留下一个趋附权势印象。

​​​​​​​       但他留下的另一个嘱托是：死后要葬在老家。

​​​​​​​       2002年9月9日，我祖父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

​​​​​​​       随着写信人的去世，收信人再也收不到那些字迹日渐欹斜的信了。但江泽民对这位老师的敬意，却留在了他的唁电中：

​​​​​​​       “顾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教书育人，师表天下。毕生孜孜好学，且心系祖国统一，献计献策，为众所敬仰。顾老师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       十年之后，他又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       “像顾老这样的人，可能五百年才出一个。” （作者注）
 

图5. 顾毓琇铜像揭幕仪式

​​​​​​​       七、“五百年才出一个”

​​​​​​​       在江泽民百年诞辰将至的时刻，重新翻看我祖父给江泽民的100多封信，感到它们像一条隐秘的线索，把一个国家十三年间许多重要的历史片段串联了起来，让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感受那个时代的政治气象和精神风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十分罕见的关系：

​​​​​​​       一位身居最高决策中心的人，与一位置身中心之外的老人之间，曾经有过怎样持续而深入的思想往来。

​​​​​​​       纵观中国历史，从姜子牙、管仲、张良、诸葛亮，到后来的许多名臣，知识与政治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而重要的关系。真正有价值的辅弼，并不是对权势的趋附，而是在需要作出判断的时候，能够提供独立的观点。

​​​​​​​       我祖父与这些历史人物当然不能简单比附。时代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个人所处的位置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相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曾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以自己的见识和判断力影响一位处于决策中心的人。

​​​​​​​       而顾毓琇最特殊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并不身处中心。

​​​​​​​       他一生所经历的时代太大。他跨越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走向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也经历了个人命运随时代反复漂泊的半个多世纪。到了晚年，他没有官职，没有秘书，也没有可以左右政局的政治身份，更没有什么个人功名可求，却仍然一封又一封地给江泽民写信。这是一个毕生以科学、教育和民族命运为念的知识分子，在晚年仍不肯放下的一份责任。

​​​​​​​       所以，江泽民所说的“五百年才出一个”，其中自然有对顾毓琇才学、成就的推许；但真正难得的，或许是才与德、学与行，竟能汇于一身。古之所谓士，不徒以才名于世，更在于穷达有守、出处有节，以所学济世，而不以身谋。顾毓琇一生所历者多，所学者广，至晚年仍不改其志、不失其守，始终以所学所见，系于民族之大计。

​​​​​​​       如今，江泽民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祖父写给他的这一百多封信，却留了下来。

​​​​​​​       它们原本是写给一个人的，最后却留给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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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江泽民主席宴请顾毓琇全家

​​​​​​​       （作者注：2012年9月19日上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顾毓琇文物文献捐赠暨铜像揭幕仪式”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接见我们顾家亲属。她告诉我们，江泽民同志前几天给她打了电话，派她代表江泽民同志出席当天的活动。刘延东同志转达了江泽民同志的一句话：“像顾老这样的人，可能五百年才出一个。”

​​​​​​​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以及顾慰庆、顾宜凡、诸葛虹云等。）